之前我提到过，帮孩子启智，有些底层概念得先对齐，比如宗教、政治、商业和战争。上一篇讲了宗教。我说，真要给孩子讲宗教，从神、经典、教义和宗教故事开始，都太后面了。政治也是一样。今天一说政治，很容易想到国家、政府、总统、议会、选举、法律，或者各种听起来很大的政策，但这些也都太后面了。
如果是给孩子讲，我更想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：人为什么需要政治？一群人各过各的日子时，其实未必需要一个专门的人来管这些事。可总有一天，他们会碰到一件一个人做不了、几个人也做不了，却又关系到所有人的事情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有些以前没有的东西就会慢慢冒出来。所以这一篇，我们还是不从“政治”开始讲。我们从一个特别喜欢抬杠的小孩，和一棵河边的大树开始。
引言：
“人们在政治中联合起来，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。”
——托克维尔《论美国的民主》
上一篇我们讲的是小四。这一篇，小四可以先歇着了。会看云、会问祖灵的人，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该不该做。可大家真的决定做了以后，总还得有人解决另外一堆麻烦：谁去做？谁去找吃的？做错了怎么办？大家吵起来又听谁的？
所以我们得换一个小孩。
很久以前，一个部落的祭司有个次子。这孩子从小有个挺烦人的毛病：喜欢抬杠。猎人处理猎物，他问：“为什么从这里割？”采集的人说某种果子不能吃，他问为什么；有人削木头，他问为什么这样削；老人说河水快涨了，他问怎么看出来的。总之，别人说什么，他都要问一句为什么。我们姑且叫他杠铃。
喜欢问为什么的孩子当然不止他一个，只是普通孩子整天耽误大人干活，挨上几次巴掌，大概也就学会闭嘴了。杠铃运气比较好，他爸爸是祭司。大家多少要给祭司一点面子，这小子过来问东问西，烦归烦，通常还是会应付他几句。
杠铃也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祭司的事情。他不是闲人，只是他的分工不像狩猎和采集那样，总跟固定的一群人在一起。太阳落山以后，猎人和采集的人回来，大家围着几堆火坐着。猎人聊猎物，采集的人聊哪里的果子熟了，老人讲以前发生过的事。大部分人对别人白天干了什么其实没那么大兴趣，杠铃有。他在几堆火之间到处串，这边听一会儿，那边问几句。有时还拿着一个人的答案去找另一个人：“可刚才铁头不是这么说的。”然后人家又得给他解释为什么铁头说的也没错。
很多年以后，还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这么干，到处追着别人问为什么。那个人叫苏格拉底。后来大家投了个票，决定让他喝毒药。杠铃比他幸运一点，至少有个当祭司的爸爸。
就这样，杠铃脑子里慢慢装进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什么都不是最懂的，但很多事情都能听懂一点。
和杠铃一起长大的铁头，这时候已经加入狩猎队了。有天晚上，铁头告诉他，河对岸的林子很好，猎物不少，能吃的东西也多。杠铃问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多弄点回来？”铁头说：“怎么弄？”人可以游过去，猎物不会游。小东西还好，碰到大的，只能绑上藤蔓往水里拖。水流一急，藤蔓可能断，东西也可能被冲走。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在对岸先把猎物分开，再一点点弄回来。
过了些日子，小花又说了一件事。小花已经跟着其他人出去采集。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，一棵大树被冲倒，正好横在一道沟上。那道沟原来很难过去，现在她们可以踩着树干过去。沟那边有一片以前去不了的地方，她们在那里找到了不少可以采的东西。
杠铃第一个念头很简单：“那把这棵树弄到河边不就行了？”
小花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去弄。”
杠铃还真跑去看了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那棵树太大了。一棵十几米长、三四十厘米粗的大树，倒在那里，可以让人踩着过沟；可要把整棵树穿过树林拖到河边，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。他们没有车，没有道路，也没有能把这么重的东西吊起来的机器。树倒在哪里，基本就只能在哪里用。
后来有一天，杠铃走到河边，看着岸边的大树，突然停了下来。他去找铁头：“你不是说河那边东西很多吗？”铁头说：“是啊。”杠铃说：“小花她们现在能踩着一棵倒下来的树过沟。”铁头问：“然后呢？”杠铃指了指河边的一棵树：“要是我们让它倒到那边呢？”
他们那时候甚至未必已经有一个专门表示“桥”的词。杠铃只是想找一棵本来就长在正确地方的树，让它倒在他们需要的位置。听起来很简单，真正开始想怎么做，他们才发现一点都不简单。
部落只有百十来人，没有木匠，更没有伐木工。有人比较会处理木头，有人搭过更多棚子，有人更会做石斧，有人知道怎样用楔子劈开木头。杠铃问了一圈，却发现这么大的活树，谁都没砍过。平时盖棚子、做工具，犯不着花那么多人、那么长时间去对付一棵三四十厘米粗的大树。森林里本来就有倒木，也有容易处理得多的小树。
现在他们却必须弄倒这一棵，而且必须让它往一个很窄的方向倒。偏一点，树梢可能掉进水里；偏得再多一点，辛苦就全白费了。他们没有锯子，也没有铁斧，手里的斧头是石头做的。砍一棵胳膊粗的小树是一回事，要用石斧一点点砍进一棵三四十厘米粗的大树，是另外一回事。石斧会钝，会崩，要重新磨；人会累，要换人。砍开缺口以后，还可能要把削尖的硬木楔进去，用石头往里砸，让裂口继续扩大。
还有藤索。从哪里绑？多少人拉？什么时候拉？没人知道完整的答案。
他们可以试，却不可能找另一棵同样粗的大树先砍倒看看。这个试验太贵了。所以只能拿小树试：从哪边砍，树往哪边倒；什么时候开始拉；藤蔓绑在哪里；楔子怎么打。小树成功了，再找稍粗一点的。试了很多次以后，他们终于觉得，大概能行。
只是“大概”。
真正动河边那棵大树，已经不是几个年轻人能完成的了。这件事可能需要一批固定的人连续干很多天，而且不能随便换。干过几天的人已经知道缺口砍到哪里，什么楔子好用，哪根藤索容易断。有人越来越会修整石斧，有人越来越懂怎么打楔子，有人越来越知道怎样控制藤索。原来没有伐木工的部落，因为这件事，临时有了一批最会干这件事的人。
可这些人每天都要吃饭，却不会带回来一块肉或者一筐果子。如果十个人只帮一天，也许没什么；如果连续很多天呢？部落总共才百十来人，抽走一批人，剩下的人就得承担更多。
于是问题不再是“这棵树能不能倒过去”，而是：“我们要不要拿现在的食物、时间和劳动力，去做一件以后可能有用，但谁也没做过的事情？”
有人觉得当然应该干。附近容易找到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河对岸明明有猎物、有果子，为什么不过去？也有人觉得这主意很蠢。河对岸的东西是以后的，今天少打到的猎物可是今天的。而且万一干了很多天，树最后倒歪了呢？
杠铃又开始问。要多少人？哪些人必须一直留下？狩猎最忙的时候能不能停？现有的食物能撑多久？有人说人少了控制不住大树；猎人说抽那么多人，剩下的人不够打猎；采集的人希望早点过去；老人担心储存的食物。
最麻烦的是，他们往往都没错。
杠铃以前抬杠，总觉得一直问下去，最后总能弄明白谁对谁错。这一次不行。最后只能平时少几个人干，需要人手的时候再多来一些；避开最重要的狩猎时段；食物少到一定程度，就先停下来。谁也没得到自己最想要的，但事情可以往下做了。
有办法还不够。别人为什么听杠铃的？他没有这个权力。
于是他去找父亲。这件事关系整个部落，又关系一个谁也不知道结果的未来，当然应该询问祖灵。祭司进行了占卜。
杠铃在这里不会抬杠。他可以追着猎人问为什么，可以追着老人问为什么，但祖灵的话不需要他证明。祖灵当然是对的。如果占卜显示这件事不受祖灵祝福，事情大概也就到这里了。祭司自己也相信祖灵，他不会因为这是儿子的主意，就把坏的结果说成好的。
这样的部落可能有很多。有的没有修桥，有的也许还没来得及发展出类似的办法，就在一次严冬、饥荒或者疾病中消失了。我们讲的这个部落比较幸运，祖灵祝福这件事。
杠铃问遍了部落里的人，他们只能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：河对岸有什么，树大概能不能倒过去，现在有多少食物，需要多少人。但没有一个活人能告诉他，这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最后会怎么样。
祖灵可以。至少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当然可以。
于是大家决定做。
第二天天亮以后，树还在那里。祖灵已经给了祝福，人还是得把事情做出来。谁留下来？谁去打猎？今天砍到哪里？什么时候打楔子？有人受伤了怎么办？食物突然变少了怎么办？这些事情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。
杠铃开始在不同的人之间跑。猎人说的话他听得懂，采集的人担心什么他也知道。干活的人说原来的办法不行，他就问为什么。说得有道理，就改；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，那就继续谈，直到双方都退一点。
以前杠铃抬杠，是为了弄明白一件事。现在，他还得让一群想法不同的人一起把事情做出来。
而且错误很难藏起来。今天抽的人太多，出去打猎的人不够，晚上大家就知道。一个办法坚持了很多天，最后证明不行，所有人都看得见那些被吃掉的食物和花掉的时间。如果杠铃连续把事情搞砸，大家自然不会再听他的。反过来也一样。
终于有一天，那棵树开始倾斜。拉藤索的人一起用力，树冠慢慢倒向河面，然后轰的一声，落在了他们希望它落下的位置。
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枝杈要处理，树干要弄得能够落脚，两端还要固定，不然一场大水就可能把这么多天的劳动带走。但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。
人可以从河这边走到河那边。
猎人在对岸打到大的猎物，不必每次都在那里拆开再想办法弄回来，采集的人也能到以前很难去的地方。下一次部落再碰到一件大家争来争去、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，很可能就有人说：“去问问杠铃。”
没人任命他，也没人给他一个官职。但这个从小到处串、什么都问一点的人，已经开始做一种以前没有专门的人做的事情：把不同人知道的东西拼起来，在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找办法，让双方都退一点，再说服大家一起行动。
后来人们会给这些本事起很多名字：整合、协调、妥协、说服。
那时候可能连“政治”这个词都没有，但杠铃已经开始干政治这种活了。而且他把事情做成以后，还得到了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：权威。
这时候再看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古老传说，就有点意思了。
大禹治水。
这个故事究竟保存了多少真实历史，我们不知道。但只看它的结构：最初治水的是禹的父亲鲧。他获得了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的权力，却失败了。按照传说，他也为失败付出了生命。后来禹接手，改变办法，最后成功。
一个人如果真的组织了大量的人，调动巨大的资源，最后解决了一场别人都解决不了的洪水，他获得巨大权威，并不奇怪。别人没做成，我的父亲也没做成，我做成了。那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不应该听我的？
更有意思的是，传统故事紧接着就变了。尧传舜，舜传禹。到了禹以后，接下来却是他的儿子启。按照传统叙事，“公天下”从这里开始变成“家天下”。
我们不能拿神话证明历史上的王权就是这样诞生的，但这个结构很有意思：一个人因为解决了共同体最严重的问题而变得特殊。既然我是特殊的，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原来的规则？为什么一定要禅让？为什么不能是我的儿子？
到了启这里，理由又变了。
禹至少可以说：“我治了水。”
启首先能够说的是：“我是禹的儿子。”
因为功绩产生的个人特殊性，开始沿着血缘传下去。
当然，杠铃离这一步还很远。他的桥刚刚修好。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，修这座桥最终是不是一件好事。
眼前当然很好。河对岸的资源更容易获得了。部落还学会了以前不会的东西，也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可以让一群各有各的事情的人，连续很长时间一起完成一件不会马上产生食物的工作。
但以后呢？没人知道。
也许几年以后，一头大型猛兽发现了这座桥。原来河水把它挡在对岸，现在它也能走过来了。杠铃他们修桥的时候，只想着人可以从这里过去，却没想到桥是可以走两个方向的。
人能过去，猛兽也能过来。
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也许有一天夜里，一头猛兽顺着桥进了部落，咬死了几个人。
桥修好的那一天，至少眼前看，他们做对了。
十年以后呢？
杠铃不知道。
政治并没有让他看见未来。
下一次再遇到一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，祭司仍然会询问祖灵。而部落里的人，大概也已经知道，可以先去找那个讨人嫌的杠铃，把大家的话都听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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